2024年7月20日

元朝恢复科举制之后又废除了,是因为什么?

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说到这个,你一定听说过。关于元朝科举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指出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说到这个,你一定听说过。

关于元朝科举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

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指出了元科举制度的独特性,即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科举制度。

同时,我们也理性地认为,元科举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维护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与其他朝代相比,科举的普遍意义。

前人对元朝科举的独特性有了详细客观的概述:“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和“民族歧视”。

大多数学者对前者的原因持同样的看法,认为:

蒙古人对汉人和文化极其冷漠,“蒙古人的目标是征服,武治是实现目标的途径”。

对于后者,即科举制度中的民族歧视,也有客观深刻的探索:

元朝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 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和区别对待的权力国家配额制度 的需要。

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专注于探索废除科举考试或不正常行使科举考试对士人阶级的影响。

比如探索“九儒十丐”,或者对文艺文坛的影响:

元代延佑时期以复古为主,以复古为主 平易雅正为旨归的诗文风气之所以能被文坛广泛接受 盛世之风在元代得到了广泛认可...源于科举制的存在

或者单独反映蒙古文化的特点:“简单务实的文化”。

综上所述,探索元朝科举的重点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进行分析。

本文将重点介绍以科举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将从汉蒙文化的角度出发,从科举制度出发。

一、元朝科举制的文化现象,以“蒙体汉用”为特征

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看,学术前辈们详细讨论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应用。

然而,从深层次的文化角度来看,它呈现出一种特殊而熟悉的文化现象,在这里被概括为“蒙体汉用”。

也就是说,蒙古统治者以蒙古传统草原文化为基础,管理广大领土,只借用或利用传统汉族农业文化更好地统治农业文化区,科举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

元代疆域辽阔,吞并了南宋、金、大理、吐蕃、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

然而,蒙古统治者并没有以相对先进的农业文化为主体,而是坚持草原文化的思想模式。科举制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元仁宗在科举制度初定人才选拔标准时,“诏令中书议定程式”。

但采用了与前代唐宋大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以诗赋为辅,经义为重,以时务、德行为重。

“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本末,举人以德行为首...经书第一,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我不拿。”

从表面上看,元仁宗似乎意味着复古改革科举,选择类似汉代察举的标准“孝廉”、“秀才”的元素加入了科举制度,但本质上,元统治者实施了蒙古草原文化 实用务实的思想。

二是体现在科举任官上。

首先是官员的数量。元朝改变了前宋代文官的风格。宋代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官和皇帝共同治理世界。大多数官员从地方到中央,从官员到首相,大多数官员从科举制度进入官僚制度。

但在元代,虽然名义上是科举取士,但恩阴、世袭占绝大多数。

从官位来看,汉族士大多分为翰林院等闲职部门,不能参与决策部门和统治阶层。

三是元统治者重开科举的目的。

前面提到,元贵族并没有把先进的汉文化作为“体”,而是坚持蒙古文化,把汉地作为其统治的一部分。

元仁宗时期,经历了前代元成宗、元武宗金融危机、纸币大量贬值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十分激烈。

在此背景下,出于对士大夫阶层的笼络,科举制度重新开放。

二:科举制度中蒙古文化惯性的表现

文化惯性是指蒙古统治者在开拓领土、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打下的文化烙印。

蒙古统治者在科举制度的应用中充分体现了蒙古文化的文化惯性。

正如前人从科举制度中讨论的,蒙古文化务实简约,蒙古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更奴隶化,蒙古统治者入住汉代后就会这样做 类文化像惯性一样带入中原文化。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蒙古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只是“使用”的态度,没有离开蒙古文化的“身体”。这种文化惯性体现在科举制度上。

元朝统治者依靠自己的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自己的草原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信心”,甚至是一种盲目的“傲慢”,认为自己优于所有其他文化。

早在元灭金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成吉思汗重开科举。金已经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尚武精神影响下的蒙古大汗看来,这种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比如蒙哥“性喜猎,自称遵祖宗之法,不蹈攻他国所为。”

虽然这种“强烈的蒙古中心主义和优越感”反映了蒙古汗的权威和宽容,但它也创造了相对落后的文化惯性。

更有甚者,在蒙古贵族中,有人提出了“汉人无济于国,可以知道牧地为牧地”的观点,完全否认了汉文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惯性更多地存在于主观和概念上。

也就是说,在统一战争和忽必烈时期,定国号等客观汉化措施继承唐宋正统,模仿汉制“继承圣洪规则,谈前代定制”等,实际上大大促进了其汉化。

但这是无意识和非自发的。蒙古文化的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于元朝统治者的思想。

经过全面统一,或有耶律楚材提议“名朝臣历尽千路考试,以及经意、辞赋为三科”,但最后“……庭议或认为不方便…事情终止”。

不难发现,正是蒙古贵族强烈的草原文化思想带来的强烈惯性阻碍了科举的发展。

这正是“蒙体汉用”特征形成的文化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北魏孝文帝自上而下没有汉化,这种惯性在元朝统治中后期依然强烈。

元末顺帝时期,彻里帖木儿以科举考生营私舞弊、考官豪华宴请为由,再次废除科举制度,受到宰相伯颜的高度赞同。

尽管汉臣徐有仁指出“科举若罢,天下才人望”并强烈抗议,但仍难以阻止伯颜废除科举。

伯颜的“举子多脏败”、实际上,“实碍选法”等说辞是对汉先进文化和制度的粗暴否认,究其根源,是元文化惯性的深刻表现。

结合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或原金士大夫在科举期间关于科举利弊的各种辩论,从文化角度来看,都是这种高度自视的文化惯性造成的。